摘要：在进入具体案件之前，首先对这两个特殊问题进行简要介绍。 ...
[6]p7,8美国最高法院在Perry Education Assn. v. Perry Local Educators Assn.案的裁决中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关于必要性的具体争议在于，仅通过一种对上述保护利益的抽象危害，是否足以正当化这一禁止规范？[64]宪法法院在裁定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详细探讨，即对通过外在表征进行宗教性表达的禁止，在何种情形下可被认为是正当的？这就需要考量此处涉及的与教师信仰自由相冲突的法益，分析对二者的权衡是否恰当。[63] 以此考察《北威州教育法》第57条第4款第1句，尽管其是为了追求保障学校安宁与国家中立性这一正当的目的，亦有助于该目的的达成，符合适当性原则。
对此，联邦政府有义务于规定期限内以书面形式回应。彼时的德国国家法学仅仅是一种科学建构，以此对各邦国不同的宪法秩序进行一般化的抽象。[13]但联邦政府在平衡上述冲突时，享有广阔的政治决定空间。[162] Matthias Fischer 和Manuel Ladiges也认为，此次判决无论在论证还是结果上都是无法令人信服的。据此，从基本法第30条联邦忠诚原则中，即可推导出各州在宪法上的保护请求权。
作为审判庭之外的裁判机关（Spruchk#246;rper），小组在部分裁判事项上替代审判庭，其裁判的对外效力等同于宪法法院的裁判。[183] 政党禁止程序的一个特殊之处在于《宪法法院法》第45条规定的前置程序（Vorverfahren），据此，宪法法院应对某个政党禁止申请成功的可能性加以评估，以决定是否进入主体程序的审查。［日］上杉慎吉编：《穗積八束博士論文集（増補改版）》，有斐閣1943年版，第157-158页。
而从方法论上来看，美浓部达吉的理论是通过对实在的法律意识的认识而进行的，但问题是在社会科学性认识的意义上，这种实在的法律意识＂如何与法律解释相结合，即还尚未对认识与实践的关系进行整理。[111] 参见［日］室井力編：《現代国家の公共性分析》，日本評論社1990年版，第121-380页。[26]［日］佐々木惣一：《日本行政法論（敏論）》，有斐閣1922年版，第40页以下。[7]基于该出发点，民权学派强调行政法学应当尊重与保障国民的权利，为此必须限制国家权力。
但是，与法国、德国等欧洲大陆国家的情况不同，由于日本并不具备国家与市民社会相互分离、相互对立的社会基础，因此，国权学派在日本引进概念法学方法论之后，经过改造形成了日本型的概念法学。将这些法律现象的全体作为宏观意义上的过程进行考察，或者假定为在各阶段中微观的过程，在分析其特征的同时进行体系化，是现代行政法学的中心课题之一。
第三，官僚权力偏重的思想在无意识中支配着法官。[10]［日］藤田宙靖：《行政法学の思考形式》（增補版），木鐸社2002年版，第133页。除此之外，纯粹法学派及其所提倡的规范分析方法在当时的行政法学界也具有一定的影响。法学方法的第二个欠缺在于过度偏重于法院纷争的处理，将其关注的焦点集中于病理的方面，而忽视了作为其反面的正常方面，无视或轻视行政过程中合目的性、简易性、经济性、节约性、适时性、迅速性、对于国民的考虑、柔软性等各种标准。
[36]［日］和田英夫：《行政法の視点と論点》，良書普及会1983年版，第29页。即在法律解释中，对于一定理论体系＂的选择必须以论者的价值判断作为前提，但论者的价值判断的不可逃避性是社会科学或者说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所有科学的一般属性。综合以上分析，在行政法律、法规的解释时，必须明确该法律、法规的立法目的和价值，在此基础上，考虑对于具体条文应当采用何种解释理论，同时明确其构造。［日］穂積八束：《行政法大意》，有斐閣1908年版。
[65]日本传统的行政法学被限定于行政法解释学之中，注重采用对行政实定法律规范进行规范分析、价值分析、实证分析的方法，这对于行政法学最初在日本的确立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可以说是行政法学得以独立存在的依据和标志。现在对于行政法学的独立性已经得到肯定，但行政法解释学本身尚未形成独立的方法论。
1．国权学派 国权学派以伊藤博文、穗积八束、上杉慎吉等人为代表，由于站在天皇主权的绝对主义立场上强调君权神授，因此又被称为神权学派或官僚学派、国权学派站在天皇主权的绝对主义立场上强调天皇主权、君权神授，在明治宪法制定之初，占据了曰本宪法学的主流地位。[96]［日］山村恒年：《現代行政過程論の諸問題（一）》，载《自治研究》1983年第58卷第9号，第96页。
[68]［日］原田尚彦：《プレップ行政法》，弘文堂19Ｓ7年版，第13页。[33]［日］宫沢俊義：《公法の原理》，有斐閣1967年版，第25-26页。为了开拓对于行政过程实际状态分析的领域，仅仅运用一般性理论并不充分，而必须明确行政实务的实际状态。但是，日本的民主主义革命并不彻底，在立宪君主制下，法律解释是统治人艮的根据，法律通过官僚在职务上的训令等周密的解释实施，这种官僚的形式主义是统治人民的方法，从而逐渐形成了官僚法学中的形式性解释学。[124] 参见［日］橋本博之：《判例実務と行政法学説——方法論おめぐる一考察》，载小早川光郎、宇賀克也編：《塩野宏先生古稀記念行政法の発展と変革》（上），有斐閣2001年版，第361页以下。但是，行政法与现实行政之间并不一致，而促使行政的实际状态向正确的方向纠正、改革的行政法律规范才具有作为行政法研究、探索的意义。
在该宪法中，日本放弃了明治宪法中所采用的天皇主权原则，确立了国民主权原则和国会中心主义，并在此基础上规定了对国家权力进行限制和对国民基本人权进行保障的内容，由此实现宪法原理的根本转换。[19]即行政法除了适应现实行政外，还具有在价值上引到现实行政的作用，为此，行政法解释学的研究并不能局限于对实定的行政法律规范作出规范性或者实证性的分析，在此基础上还应当进行目的论的考察或价值论的分析。
[48]［日］山岸敬子：《行政権の法解釈と司法統制》，勁草書房1994年版，第6-7页。美浓部达吉注重从法律的目的或价值出发解释实定法，而佐佐木惣一则侧重于对实定法的规范分析。
传统行政法学是解释法学，在与私法的比较上必须强调其特殊性，但现代行政法学中公私法的区分逐渐相对化，而应当在与行政学的比较上证明其存在的理由。但是，这种行政法解释学的极度自我限定问题在现今阻碍了其自身的发展，成为了限制其发展的桎梏。
从日本的行政法学与德国国法学的比较来看，由于二战前日本政治、社会条件的限制，不得不以后者作为重点。民权学派以东京大学的美浓部达吉与京都大学的佐佐木惣一为代表，其中以美浓部达吉及其弟子田中二郎为代表的东京大学学派提出了价值主义与目的论的行政法解释方法。通过承认这种与私法不同的特殊性进行行政法理论的体系化。这种社会状况与法律体制的变化也促使了发挥着作为天皇制官僚法学作用的日本型概念法学的方法论发生了动摇，自由法论、法社会学、判例研究、马克思主义法学等非概念法学逐渐兴起。
此外，基于法治国家思想的法学方法还存在着使得行政全面服从法律、对于行政完全以法学方法考察、对于行政上的法律关系承认特殊性的方法极其独特等问题。[31]可见，中村弥三次也提倡仅仅以纯粹法学的方法解释实定的行政法律制度，从而排除非法学方法在行政法学中的运用。
行政法学是实定行政法的解释论，不可否认这种实定法解释的必要性与法学方法所具有的重要性。[108]行政的公共性分析的目的在于揭露伪装的公共性，而保障真实的公共性。
通过以法律关系为对象，将实定制度作为与私人权利义务相关的一定限度内具有法律意义的事项而构成理论，同时在该法律关系上必须承认行政法上的特殊性。原田尚彦：《プレップ行政法》，弘文堂1987年版，第43页。
[10]在这种由社会心理支配的实定法中，基于作为人类天性的服从性、习惯性以及理性，存在着制定法、习惯法以及法律原理三种规范。[28]在此基础上，浅井清提倡纯粹法学方法论，试图将纯粹法学方法论导人到日本公法学之中，以此来推动日本公法学中民主主义的发展。[14]［日］田中二郎：《行政法餘論》，有斐閣1957年版，第176-183页。织田万主要受到法国行政法学的影响，在其于1934年所著的《日本行政法原理》一书中构建了较为完善的日本行政法学体系，该体系至今一直被日本行政法学界所延续。
在行政法方面，日本在明治时期主要受到德国的影响，通过留学德国的美浓部达吉等学者回国后在日本国内对德国行政法学的介绍，在日本逐渐导人了行政行为、行政主体、行政法律关系、依法行政等德国行政法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在此基础上初步构建了大陆法系式的行政法学理论体系。[56]但是，法学方法论所带来的缺点之一是放弃了在法律实际状态方面的考察，但法律的适用、法律制度的运用并非机械的执行活动，而是自身具有多种关系者的创造性过程。
[24] 参见［日］佐々木惣一：《日本行政法論（総論）》，有斐閣1921年版。但田中二郎的法律解释方法论对于法律解释的实践性与客观性（即科学性）的二律背反＂以及客观的社会意识究竟为何物或者如何认识并没有进行明确的说明，由此产生了与美浓部达吉理论相同的问题。
[7]［日］鵜飼信成：《行政•行政法•行政法学》，载田中二郎等編：《行政法講座第1卷行政法序論》，有斐閣1965版，第54页。最近出现的行政契约论、形式性行政行为论、行政私法的概念等说明行政法并非有关行政的公法、特别是在法律技术意义上的公法。
